《鸟人》展现了一个被困在过去的有限游戏胜利（“鸟人头衔”）中的演员里根，如何试图通过发起一场无限游戏（排演一部严肃话剧）来救赎自己，却因过于严肃追求“艺术真实性”这个新头衔，而险些将新游戏也变成另一场有限游戏的挣扎过程。
过去的里根是商业电影明星，拥有“超级英雄鸟人”这个头衔，是这个有限游戏的赢家。但电影结束了，大众媒体赋予他头衔，却成为了无法摆脱的幽灵。头衔也吞噬了他，他不再是里根-汤姆森，而是“那个扮演鸟人的人”。这个幽灵代表了过去有限游戏的规则，诱惑里根回到那个简单的、来钱快、能获得即时认可的商业游戏中去，否定他现在的努力。
为了摆脱这个“鸟人”的头衔，里根押上全部身家，自编自导一部严肃的话剧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》。里根希望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找回那个不被“鸟人”定义的、真实的“自我”。理想状态下这是一场无限游戏，能让艺术生命和真实自我得到延续和更新，但矛盾在于，里根用一种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。于是，这种对结果的执着，恰恰是有限游戏的心态，他在试图用一场新的有限游戏（赢得“严肃艺术家”的头衔）来击败旧的有限游戏（“商业小丑”的头衔）。
电影结局中，里根在舞台用真枪轰掉了自己的鼻子，这种极致的、血腥的、冲出剧本的“真实”行为让他一炮而红，他躺在医院里，获得了一场有限游戏的胜利，赢得了“演示艺术家”的头衔。这样看来，似乎里根仍没能逃脱有限游戏。但在最后一幕中，他挣脱绷带，走到窗前，看见飞过的鸟群，露出平静的微笑，接着女儿走进病房，惊恐看着无人的房间，然后看向窗外，最后露出释然的微笑。
里根最终的平静，无论是通过死亡还是通过顿悟，都标志着他终于停止了那场与自己的战争，而那场战争，正是耗尽生命的有限游戏。
# 被扮演的真实和存在的焦虑
电影中的角色都在疯狂追求真实，但这种“真实”本身，就是一种被社会和文化定义好的剧本。
里根追求的真实是舞台上真喝酒、真流泪，甚至用真枪，他相信这种生理和感情的投入才能触及艺术的本质，证明他作为一个“真正艺术家”的存在。悖论却在于，这种“真实”是一种极具表演性的真实，他是在表演“真实”这个角色，需要观众看到并认可他这种“真实”。这种“真实”便成了一种新的、更高级的“虚假”。
迈克的真实表现在假戏真做，他毫无顾忌在媒体前表达对里根的鄙夷，在舞台上真实勃起，以此证明他比任何人都真实。但这种“真实”同样是一种戏剧技巧，一种能够将戏剧表演好的表演范式。他同样是在一个许可的框架内，进行着“真实”的演出。
当“真实”变得可疑之后，“存在”问题便浮出水面。如果“我”一种在扮演角色，那么“我”到底是谁？里根的痛苦，便是“存在性”的痛苦。
里根的困境在于存在感被“鸟人”这个头衔所覆盖，被一个外在的、固话的身份所吞噬。尽管他想押上身家自导自演话剧想摆脱这个头衔，但有限游戏的性质不会被改变，他存在价值，完全依赖他人的认可。他需要评论家的认可，来证明他是“艺术家”，他需要前妻和女儿的认可，来证明他是个“好人”，他需要观众和媒体的认可，来证明他“依然重要”。他活在他人的凝视中，他的”自我“是无穷多个他人视角拼凑起来的碎片，因此他的存在感是摇摆的、痛苦的。
电影结局他看到了鸟，这一次，他没有听到“鸟人”的嘲讽。当他不在执着于“成为某人”（有限游戏的目标），而是开始简单地“存在”时，才可能真正触碰到生命本身。
电影告诉我们，不存在一个存粹的“真实”，所有我们称之为“真实”的东西，都已经被某种剧本、框架或媒介所塑造。追求“真实”，往往只是在切换不同的表演剧本，我们无法通过“表演真实”来获得“真实的存在”。这种真实无法追寻的答案很残酷，导向了存在本身的虚无。
或许，真正的“存在”体验，始于我们停止表演，甚至追问“我是谁”，而仅仅是去“存在”的那一刻。它要求我们接纳自身的虚无与荒诞，并在这种接纳中，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——不再需要各种头衔支撑自己的、轻盈的自由。
